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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未知发表时间:2020-02-23 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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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时政类期刊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已成为期刊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时政类期刊集新闻性、综述性、评论性和思想性于一体,具有阅读容量大、时效性强、报道有深度等特点,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为时政类期刊的初创期。这期间诞生的杂志多以时政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如:《半月谈》、《环球》、《瞭望》。《半月谈》定位于“时事政策顾问,学习生活益友”,《环球》定位于“全球时事新闻刊物”,《瞭望》定位于“中国高层决策信息的新闻刊物”。这一时期,在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和海南也诞生了两种时政新闻期刊:《南风窗》和《新世纪》。

  第二阶段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为时政类期刊的扩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沿海地区和一些著名的新闻、出版单位开始进入时政期刊领域。这一时期先后有《三联生活周刊》、《看世界》、《新周刊》、《新民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等时政类期刊创刊,其主办部门由新闻单位扩展到出版单位、科研机构和经济研究部门,办刊地点由初创期的北京、广东、海南、四川等地扩展到山东、上海等沿海地区。这一时期的时政类期刊虽然刊名多为周刊,但几乎都是在办半月刊。

  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至今,为时政类期刊的细分扩张期。如:《瞭望东方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看天下》、《环球人物》和《大地》,这一时期创办的时政类期刊多为子刊,大多数实现每周出刊。而专以“当代人物”为报道对象的《南方人物周刊》和《环球人物》的横空出世,让以前的人物类时政期刊不得不重新调整定位。

  时政类期刊作为中国期刊界的一支新军,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影响力越来越大,其特点也越来越明显。归纳起来,这类刊物有以下几大办刊特点。

  时政类期刊多是双周刊或周刊。在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对重大新闻的浅资讯报道,期盼了解新闻背后的新闻,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做出及时、准确、科学、有深度、有见地的解释与回答,而对重大时政新闻的深度报道和专题策划使得时政类期刊找到了落脚点。从报道内容看,时政类期刊主要以阐释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报道、评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重大新闻以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主,满足人们对重大新闻信息的深度和广度需求。从报道类别看,时政类期刊擅长深度调查性报道、舆论监督性报道、专题性或主题性报道以及对重大的政策变化进行前瞻性报道与分析,同时还有封面故事、封面主打文章等,既避免了报纸“浅新闻”在报道深度上的不足,又避免了一般月刊对重大时政报道的延时。时政类期刊以自身的特点而受到各类高端人群的关注。

  近些年,一些影响较大的时政类期刊的市场化特征十分明显,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做到报道事件及时、语言叙述生动、广告创意精美、关注读者口味,而且在形式上讲究印刷工艺,追求时尚和视觉效果。《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时政类期刊娴熟运用市场机制,建立了发行、广告代理制度,以及现代管理模式下的员工聘用、分配制度。为了保证刊物内容不受广告商和经营环节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时政类期刊实行内容和经营“两分离”的做法。即把编辑部门同广告、经营部门在业务上分开,采编、报道内容不与广告、经营发生任何关系,广告、经营部门无权过问采编部门的事务,编辑和记者只管内容,这种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编辑方针的实现。在经营环节,做到发行与广告并举,并倚重广告。同时,多数时政类期刊在发行推广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营销方式,即大多以市场零售或代理为主,以邮局发行为辅。目前中国时政类新闻周刊的期发行量一般在10万册左右,远远高于中国期刊3万册的平均期发行量。

  中国目前的文化消费市场存在着多样化需求。已经市场化的时政类期刊在内容选择上各有侧重,并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风格。如《瞭望》、《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利用国家通讯社的资源优势,聚焦重大题材,时效性很强,公务员群体比较偏爱;《三联生活周刊》深受三联书店的传统影响,注重从文化视角观察新闻事件,一直以社会和文化报道为主,为知识分子营造人文特色,逐渐确立了文化新闻的路子,知识分子更喜欢阅读;《南方人物周刊》和《环球人物》以人物切入新闻,把重大新闻事件中的热点人物推到读者面前,在关注人物命运上倾尽笔墨,因其聚焦人的价值,彰显人性光辉,极大地丰富了阅读空间而吸引了大量读者;《新民周刊》与《新周刊》都定位于时政类综合性周刊,其报道上的一个共同点是跨领域多、内容繁杂,不同点则是《新民周刊》强调平和、诙谐、理性,有较强的“海派”文化特征,《新周刊》注重社会热点,擅长专题策划和制造概念,强调新视角、新理念的冲击力。前者温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大有市场,后者新锐,受众中较多的是京、沪、穗等城市时尚青年;《南风窗》多年来走的是时政报道加财经报道的路子,以政论为其主要风格,在知识界影响较大。

  时政类新闻周刊在发达国家历来是作为主流媒体存在的,中国的时政类期刊也已步入主流舆论阵地,在引导社会舆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广播、电视凭借时效性得到新闻事件的首发权,那么新闻周刊则是凭借深度报道获得对新闻事件的解释权。后者是引导社会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如,以评述时政为特色的《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刊发封面文章《日本为何难以道歉》,正确引导受众理性看待中日关系;以文化报道为特色的《三联生活周刊》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全面深度报道,更是让人们分享了体育和文化的盛宴。事实证明,时政类期刊可以利用出版周期的滞后特点,对新闻事件进行深度解读,从而在思想层面引导受众进入主流舆论场。

  时政类期刊周期短、时效快、报道有深度,能较好地满足读者对各类信息的需求。在国外,刊期短的期刊已占有突出的地位,如美国期刊前20强中,周刊占到一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高品位的周刊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国内时政类期刊的阅读人群数量正稳步上升,市场份额越来越大,增强了对各类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吸引力。

  时政类期刊诞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崛起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它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为它提供了无尽的报道空间和宽广的成长平台。时政类期刊要实现快速发展,有这样几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时政类期刊报道内容包罗万象,报道方式亲切,加之以深度报道和观点新闻见长,因而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媒体的竞争力不但体现在及时刊发有价值的观点与见解上,而且要确保导向正确。正确的导向,首先体现在报道基调上。对时政类期刊来讲,导向不仅体现在每一个栏目、每一幅图片和每一篇文章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报道效果上。刊物所报道的内容若是出了原则上的错误,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出现科学性错误,会误人子弟;刊发色情内容,会污染社会风气;刊登失实报道,会混淆视听。有些文章喜欢用所谓“专家”、“知情者”等模糊性表述来对某个新闻事件进行解读,甚至干脆依据外电报道、网上报道,不加核实地抛出所谓“真相”,这极易误导读者。正确的导向,还体现在报道格调上,有些报道热衷于跟风炒作明星、名人绯闻,搞低俗之风,这既倒了读者胃口,又降低了刊物品质。

  定位是期刊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基础。中国的时政类期刊在发展过程中要努力找准最符合自身的定位,要重视宣传工作中的“期刊报道方阵”建设,在组织重大活动、实施重大宣传报道计划时,有计划地吸收时政类期刊参与采访报道,在资源配置上为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之肩负舆论引导重任。hi合乐开户与此同时,时政类期刊也要根据变化的市场形势,认真研究读者的阅读需求,确定自己的报道领域、服务层面、新闻处理方式和角度。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办成有自身特色的“专卖店”,而不是似曾相识的“超市”,这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在引导社会舆论时发挥作用。

  时政类期刊大多是市场化运作,但却十分缺乏既懂新闻规律,又懂市场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时政类期刊中的绝大多数编辑记者虽然有着极好的职业敏感和强烈的责任感,但由于大量人员是从社会上招聘而来,往往缺少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编辑记者的跳槽现象相当频繁。一些年轻记者对舆论监督有强烈的冲动,但没有正确理解舆论监督是为了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和化解矛盾,也没有真正学会如何实行建设性监督、科学监督和依法监督,而是喜欢用哗众取宠的标题和言辞制造新闻热点。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期刊不得不通过一些短期培训来提高其业务素质。为此,时政类期刊的队伍不稳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张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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